我今年42岁了，这个年纪的女人，在大多数人眼里，早就该是心如死灰、安分守己的代名词。我的前半生也确实如此，结过一次婚，前夫爱喝酒，喝醉了就砸东西，最后离了。儿子跟着他，我每个月按时打抚养费。后来我一个人南下，在东莞的流水线上熬了七八年。 四十多岁的人，每天闻着车间里的机油味和塑料味，看着镜子里眼角的皱纹和头顶冒出的白发，心里早就没什么波澜了。日子就像传送带上的零件，机械，重复，一眼望得到头。我想着，多攒点钱，等老了干不动了，就回老家县城买个小单间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完下半辈子。 直到陈默出现。 陈默今年22岁，是我们车间新来的质检员。他来的第一天，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黄的白T恤，头发剃得很短，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，带着那种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才有的生猛和干净。车间里的大姐们喜欢拿他开玩笑，问他有没有女朋友，要不要给他介绍对象。他总是红着脸，挠着头说：“没钱，不谈。” 我负责的是最后一道包装工序，每天要给上千个产品打包装箱，手脚慢一点，流水线就会堆积。我这把年纪，颈椎和腰椎都有毛病，遇到产量要求高的时候，下班时连直起腰都困难。 我和陈默原本不该有什么交集，毕竟他是个年轻人，下了班总是和几个同龄的小伙子去网吧打游戏，或者在厂门口的大排档喝廉价的啤酒。而我，下了班只想回到那间逼仄的出租屋，用热水泡泡肿胀的双脚，然后倒头就睡。 改变发生在去年的十一月，那阵子厂里接了个急单，全车间的人都在加班，每天干到晚上十点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胃病犯了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常年饮食不规律落下的老毛病，一饿或者一累，胃里就像有只手在狠狠地揪着。那天晚上八点多，我疼得额头上直冒冷汗，手脚发软，打包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。 流水线上的产品很快就堆了起来，线长在前面不耐烦地吼了一句：“后面包装的怎么回事？快点啊！” 我咬着牙，想加快速度，可是手抖得厉害，连包装盒都折不好。就在这时候，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伸了过来，拿过我手里的纸盒，三两下就折好了一个。 我转过头，是陈默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质检台走到了我身边，没说话，只是低着头帮我打包。他的动作很快，年轻人手脚麻利，不一会儿就把堆积的产品清理干净了。 “你去旁边坐会儿，这里我看着。”他压低声音对我说，眼睛看着传送带，没看我。 我疼得实在受不了，捂着肚子蹲在了操作台下面。过了几分钟，他递过来一个保温杯，里面是热水，还冒着热气。“喝点热水，我抽屉里还有几块饼干，你先垫垫。” 那杯热水的温度，顺着手心一直传到了胃里，也烫了一下我那颗早就不抱什么指望的心。 从那天起，我和陈默之间就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。他在食堂打饭的时候，如果有好吃的菜，总会多打一份，然后端着餐盘自然地坐在我面前。他知道我胃不好，不能吃辣，每次去外面大排档买夜宵，都会特意给我带一碗清淡的瘦肉粥。 一开始，我只当他是个懂事的后辈，像看自己的小侄子一样看他。有一次他工服的扣子掉了，笨手笨脚地拿着针线在车间角落里缝，针扎破了手指，疼得直甩手。我看不下去，走过去夺过针线，几分钟就帮他钉好了。他看着我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林姐，你心真细，以后谁要是娶了你，肯定有福气。” 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脸没来由地红了，随后又觉得一阵悲凉。我用剪刀剪断线头，苦笑着说：“我都四十多了，半截身子入土的人，还谈什么福气。” 他收起笑容，很认真地看着我：“四十多怎么了？林姐，你不老，真的。”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，砸进了我原本死水一潭的生活。 随着时间推移，车间里开始有了风言风语。流水线上的女人，最不缺的就是嚼舌根的功夫。她们开始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，说我“老牛吃嫩草”，说我“不安分”，甚至有更难听的话传到我耳朵里，说我是看上了年轻小伙子的身子，不知廉耻。 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脊梁骨上，我今年42了，经历过失败的婚姻，吃过生活的苦，我太知道人言可畏的道理。我害怕了，退缩了。我开始刻意躲着陈默，去食堂吃饭故意绕开他，他发来的微信我也装作没看见，甚至在车间里碰面，我也只是冷冷地点个头。 他明显察觉到了我的变化，有几次他想找我说话，都被我用工作忙的借口打断了。我看得到他眼里的失落，但我只能硬起心肠。 打破这种僵局的，是一场大雨。南方的冬天，下起雨来阴冷刺骨。那天我上夜班，凌晨两点多，我接到了房东的电话，说我租的单间漏水了，让我赶紧回去看看。我跟线长请了假，披上雨衣，骑着那辆破旧的电动车往回赶。 雨下得很大，路上的积水很深。在一个拐角处，电动车突然熄火了，怎么拧油门都没反应。我推着沉重的车子在雨里走，冰冷的雨水顺着雨衣的缝隙流进脖子里，冻得我浑身发抖。路灯昏暗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。 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特别委屈。42岁，没有家，没有依靠，连一辆破电动车都要欺负我。我站在雨里，眼泪混合着雨水流了下来，我甚至想干脆把车扔了，就这么坐在马路牙子上哭一场。 就在这时，一束刺眼的车灯照了过来，接着是一声急促的刹车声